歌，是语言的花朵 ——罗大佑最新访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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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阳 深秋南京城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到南京吗？ 罗大佑：是的，虽然是第一次到南京，但总觉得自己跟南京之间有一些莫名的缘分。最大的印象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场全世界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人们常说“沧海桑田”嘛，我对南京总会有一种历史的情怀存在，在我的想法里面，音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因为一首歌不是两分钟、三分钟的作品，它很有可能就是永远的经典，我就是一个对时间和历史都很感兴趣的人。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是47岁，目前未婚状态，结婚没多久就离了（笑），不过，离婚的经过还算圆满。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对时间和历史越来越有研究探讨的精神。 记者：你对南京的感觉能在11月25日的演唱会中表达吗？ 罗大佑：我觉得肯定能。因为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嘛，我对人的敏感度变得要高很多。我和你们接触中就能感觉到南京的媒体是怎样的、南京的人是怎样的，是比较保守、儒雅，还是开放、刺激。现在我相信南京人对历史、对文化是有默契的，虽然我到南京的土地上还不到10个小时。 记者：你对人、对地方高度的敏感性对创作音乐是不是很重要？ 罗大佑：有些特性我觉得是天生的，而有些则是后天培养的。我比较善于从眼神中去观察一个人，类似于X光照到人的内心中去。譬如一个人轻声地讲话和大声地讲话，我就能猜测出他的情绪、背景、教养等等。 记者：在你的歌中，《上海之夜》写过上海，《东方之珠》写过香港，是否想过写一首关于南京的歌。 罗大佑：今天是我第一次到南京，如果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刚见面就决定为她写一首歌，那我觉得这人也太虚伪、太肤浅了。感觉总要有一个过程去培养吧，总要先了解、交流吧。我第一次到南京来，我已经看了南京的地图，我看到有一个地方叫朝天宫，台湾也有一个朝天宫，是台湾最大的庙。明天有空的话，我会去南京的朝天宫看看。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是我为这个地方写歌的动力，那对南京现在我的观察、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我想我还没有资格写南京，不过以后如果感觉到了我一定会写的。 温情演唱会 记者：这次南京演唱会好像是你首次在内地开室内演唱会。 罗大佑：这的确是我在内地演唱会中唯一的一场室内演唱会，室内演唱会毕竟与户外演唱会是很不一样的。去年，我在上海开演唱会时，简直把我给吓死了，第一场就是那么大一个场子，8万人体育场！本来到上海这个很现代化、变化很迅速的大城市，我已经怯场了，又赶上这么大的场子，那我就更紧张了。而南京的演唱会是在室内，我想应该可以更自然一些，11月25日是一个深秋的日子，我希望可以在五台山体育馆和大家共同取暖。 记者：现场你会唱多少首歌？其中，有几首清唱的曲目？ 罗大佑：现场会唱三十五六首吧，这次演唱会我希望可以做到不一样一些。其实我开演唱会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安排。清唱肯定会有，数量我先卖个关子。 记者：之前的演唱会，那一场印象比较深刻？ 罗大佑：西安那一场。西安是一个十三朝古都，有三千年的历史沉淀，埋有72个历代皇帝的尸骨，面对这样的城市，我在心理上肯定会准备充分一些，会带着一种严肃的心情去开演唱会。那南京这次的演唱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室内开的，我就想把它做得热情度高一些，室外的温度比较低，而室内的温度应该达到高潮。我设想能够和台下的观众做一个更好的交流，可能会请观众上台和我一起表演。这是一个相互沟通的机会，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记者：你这次演唱会有没有邀请嘉宾？ 罗大佑：这次没有邀请嘉宾。其实，我在音乐上的朋友蛮多的，当我“招兵买马”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助阵，但是假如我的演唱会总是看到很多人的话，那久而久之人们就无法习惯我一个人的演出，所以在西安和深圳的演唱会我只请了齐豫一个人做嘉宾，毕竟是个人演唱会嘛。 记者：内地有很多人都是听着你的歌曲长大的，大家都很期盼你来内地开演唱会，你为什么现在才决定来内地开演唱会？你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罗大佑：其实，我一直很抗拒开演唱会，不管是在香港、台湾，还是在内地，因为我生性很怯场，很怕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我还是比较习惯躲在录音室里，只面对一个麦克风唱歌，最好连录音师也看不到我。所以如果没有人踢我一脚的话，我是肯定不会出来抛头露面的，丑媳妇怕见公婆嘛。这几年我的转变就是觉得可以通过音乐做更好的沟通，我还记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东方之珠》这首歌还是有很多人传唱的，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时代的意义，表达了某种情怀，所以在这个社会中，音乐一定有它自己扮演的角色。 记者：你的巡回演唱会明年会继续吗？ 罗大佑：我希望可以继续啊，这样和大家的沟通可以多一点嘛。有老本不吃多可惜啊。 乐观老男人 记者：有一些媒体在宣传你的时候会说你是“老男人”，你介意吗？ 罗大佑：不会啊，“老男人”这个称呼是我自己先提出来的，我本来就是老男人嘛（大笑）。 记者：有些媒体指责你现在开演唱会、唱老歌是在吃老本，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罗大佑：这个嘛……其实，真的看过我演唱的人应该说还是蛮少的，去年从上海到杭州、南昌、昆明、北京、深圳，前后加起来现场听演唱会的也不过只有10万人左右，10万人比起全国13亿人口，太少了吧！而且基本上我是不喜欢上电视的，也很少接受访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歌写好、唱好，是不是吃老本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毕竟我写歌已经写了25年，如果要吃老本的话，我想还能再吃一阵子（笑）。 记者：你在很多地方开过演唱会，谈谈对各地歌迷的感受吧。 罗大佑：香港人很现实，但是香港的音乐制度很好，台湾就比较自由一些，但是可能自由得有一些过火吧，一点小事就有人上街抗议，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显得乱糟糟的样子，很有一种不安分的气氛在里面。我觉得研究各地人之间的差异特别有意思。我是到了“风吹草地见牛羊”的草原才知道人要真的学会骑在马背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同时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此。我现在想哪一天去住住爱斯基摩人的冰屋肯定也不错（笑）。 记者：之前你说过自己是“最怕做演唱会的人”，刚刚你也说了自己的内向和怯场，那为什么从去年起，你开始频繁地在内地做演唱会？是不是越来越看好内地的演出市场？ 罗大佑：我和九州公司合作是从去年的9月8日开始，大家都在摸一个合作的方式。演唱会对艺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我这样的内向的人。就像我们刚刚开始卡拉OK的时候，都是推来推去，说自己不会唱，可是后来唱得多了，有了回应和鼓励以后就变成大家抢着唱了。我觉得卡拉OK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人们变得善于表现自己了，大家从推麦克风到抢麦克风，这其实和我面对演唱会的心情是一样的，一个人要面对几万人开演唱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对我来说，我不像香港歌手那么训练有素，像刘德华他们都是有一套很完整的训练过程，从心理到技巧，而我没有。我的家里给我的启蒙教育就是要我做一名医生，要冷静、要沉着。所以，我做歌手就面临很多心理上的突破。尽管我的许多歌很滥，但是有些歌却是别人唱不来的，像《未来主人翁》、《爱人同志》可能别人就很难唱。所以开演唱会不一定是真的要表现自己的唱歌水平，而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感受，一个与大家沟通的机会。我的确是个很怯场、内向的人，以前大部分是在录音室里唱歌嘛，那个环境是封闭起来的，我录音一般是不准别人进来的。 记者：记得有一次你在台湾开演唱会，结束后你说自己是演唱会后最孤独的人，当时你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时隔17年，现在的你还孤独吗？ 罗大佑：其实在某方面，我的心态还是很相似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演唱会中耗掉自己最多的人，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灯光也打在我身上，所有的乐手都在演奏我写的谱子，歌词也是表达着我自己的想法。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自己耗光，又怎么可能不孤独呢？但现在年纪也大一点了，我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会觉得一场演唱会中我是最清醒的人。 记者：为什么？ 罗大佑：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吧。像我这个年纪不会因为演唱会上掌声响起来，每个人都大叫“罗大佑”而陶醉。做过医生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很会冷静。所以我是第一个从演唱会的氛围中逃出来的人，第一个回到现实中的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歌手。 记者：演唱会上大家似乎对你过去的歌似乎情有独钟。 罗大佑：但是像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定要有新人来取代。流行乐坛总是由不同的人演绎新的歌曲，这才是音乐市场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们不可能违反音乐多元化的原则，音乐是可以共享的，不可能是一个人独霸音乐的一种形式。 记者：流行音乐本身是娱乐的，你做的是流行音乐，但你的音乐又想保持对社会批判的深刻性，你是如何做到一个平衡点的？ 罗大佑：这个其实是最难的。一首流行歌曲它要有深度，每个普通人又要能接受，做到这样真的是最难的。像我和李宗盛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又要赚钱，又说自己是艺术家，这样不矛盾吗？我就很欣赏李宗盛的回答，他说：“我很骄傲我可以写出一些歌，有商业性同时也有艺术价值，这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在我看来，音乐其实只分两种，一种好的歌，一种坏的歌。好的歌就是根据心里的真实感受写出来的歌，坏的歌就是人家告诉你他下个礼拜要出专辑，让你连夜赶出来的歌。它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和酝酿，不是心灵里面真实的感受。 记者：可是即使是好歌，也存在一个被大众接受的问题。 罗大佑：那是肯定的。其实一首歌是否被大众普遍接受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无法勉强别人的喜好。所以对这样的平衡点我是很珍惜，但不强求的。 神秘新专辑 记者：听说你正在录制新专辑？ 罗大佑：是的。昨天我还在台湾赶制新专辑，昨晚我只睡了3个小时，今天就赶来南京做演唱会的宣传了。新专辑已经录了三个多星期了，我11月15日一定要把专辑的母带做出来。这次的专辑一共15首歌，是我在之前5年中积累的25首歌中挑选出来的。本来出专辑的工作就够忙碌了，但是之前我已经答应南京的歌迷开演唱会了，所以我还要好好准备，就更忙了。但是我觉得来南京是很值得的，因为通过这次演唱会，我可以有机会和南京的朋友见见面。 记者：这张新专辑还会延续以往的风格吗？ 罗大佑：我不会因为要出唱片而出唱片，也不会用时间来限制自己。我出唱片一定是有话要讲，是我累积了一些生活经验、对社会的看法、对音乐的理解、对人性的领悟之后才做出的决定，是对自己的家庭、国家、民族有了切身的感受体会之后的宣泄。我出第一张专辑是在28岁的时候，明年就是20周年。对我来说，出专辑就是袒露自己的心声去和别人沟通的方法，至于它在市场上成不成功也许对唱片公司很重要，但对我而言是无所谓的。因为我只把它看作一个交流的机会，我唱歌一定没有张学友好，跳舞一定没有郭富城棒，长得一定没有刘德华帅，那我为什么能出专辑，那惟一的原因就是我的真诚沟通。 记者：那现在和你出道的年代相比，流行音乐的元素是越来越多了，那你在创作自己音乐的过程中，会不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罗大佑：当然会。我下一张专辑中电子的元素会非常多，我尽量想把电子的音乐和比较传统的乐器结合起来，譬如把一把西方吉他弹出很中国化的乐曲。这个尝试会不会成功呢？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革命性的元素。其实我现在写一首歌并不比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写一首歌更有保证，大家不见得会因为我是罗大佑而买我的歌，和年轻歌手相比，我只是更有名而已，其他的保证都是不可靠的。反过来说，机会和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公平的。 记者：介绍一下新专辑的歌词和制作班底。 罗大佑：有闵南语、有普通话，有其他的一些不算语言的人声。就现在，台湾几位电子音乐的高手正在台湾帮我赶工，包括陶哲。 记者：评价一下新专辑好吗？ 罗大佑：在歌迷评价之前我是不会去评价的。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它卖得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我想花了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应该是可以及格的。 高压演艺圈 记者：你在香港有一个娱乐工场，和林夕、黄耀明都合作过，谈谈对林夕的印象。 罗大佑：林夕是和我合作率最高的一个伙伴。他的身体不太好，我前几个礼拜把他从香港拉出来，因为他现在轻易不肯出来。不过，他实在太厉害了，他歌词写到早上7点钟，然后睡觉，睡到下午2点钟又去开会，一直弄到晚上11点钟，12点的时候洗完澡开始写歌词，直到早上7点钟，每天坚持写3首歌词。 记者：香港的音乐人是不是都这样紧张？ 罗大佑：香港人的优点是非常努力，因为一种机制性的压迫。像林夕目前他可能不会创作枯竭，但他会耗掉自己的身体。相比，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我会创作一阵，休息一阵。这可能就是台湾人和香港人之间的不同。台湾是海岛，比较大一点，香港就那么小一块弹丸之地，人的压力很大。我现在担心林夕的身体，他虽然现在一年能赚很多钱，我还是会劝他多休息。 记者：你刚刚说李宗盛在内地开了一间音乐制作间，那你以后有没有打算也在内地开一家音乐制作间？ 罗大佑：会的。但我想等到有比较好的设施和录音师再说，现在内地的硬件很好，但是很好的录音师还不多。以后我们可能更多地要引进比较专业的音乐人士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做音乐跟在香港、台湾做音乐的效果要一样才行。我也跟周华健、齐秦商量过在内地办一些音乐学校。我觉得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公司叫做“LOOK创音”，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觉得现代音乐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科技的关系，慢慢地，它甚至应该可以闻得到。 记者：你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对你来说，人生的目标有没有发生过改变？ 罗大佑：大目标没有改变啊，要继续活着（笑）。对我来说，有智慧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反过来说，笨的人就会活得比较辛苦一些。生活本身会提供很多事情让我们去思考、去平衡，然后建立自己的价值观。那人的好处就是都有相同的地方，外观上的相同不说了，我们会一同欣赏电视、电影、音乐、绘画等艺术类的产品，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会有差别，每个人的表现也会不同。像我和崔健就不同，崔健是北方人，罗大佑是东南沿海的人，我们的音乐形态必然有差别，有时是无法比较的。但崔健唱歌比我好听，这是必然的。每一种艺术都有它的空间，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帮人类制造出一种空间，让有限的地球多一点心灵的空间，让大家过得比较舒服一些，不然，大家怎么活啊？ （原载《东方文化周刊》2001年第4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