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罗大佑时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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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嘉铭 一 罗大佑在情歌专辑录音期间，为珍惜远长的歌唱生命，决心戒掉烟瘾，也希望歌声的丰富色彩，不因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斑驳”，他相信“身体是不会撒谎的”。 民国七十三年暂别台湾流行歌坛，四年后出版了《爱人同志》和《衣锦还乡》电影音乐专辑，加上两张情歌专辑、香港《皇后大道东》和台湾《原乡》专辑，显然使得他以往被贴粘的“抗议歌手”的标签，已经逐渐剥落了。罗大佑面对这种改变所受到的评议倒很坦然，他说，他原来就只是一个歌者、一个音乐工作者。 罗大佑曾将从医和作音乐一手抓，走了几年，才分出高下，他说：“我是习惯晚睡的人，朋友说我的眼睛要在夜晚十一点半以后才会发光。”便发现两个行业差别愈来愈大，之后他所谓“不务正业”的那个行业：音乐，终于赢了。但并不是他对“华佗”的工作没兴趣，只是对音乐有更深的执著和爱。 罗大佑从写第一首被公开发表的曲子“歌”以来，已经十五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要保持音乐内的高度原创性，是非常不简单的，至少可以看到他个人生命经验的累积。从他的情歌专辑中，便可体会到他对情感世界的多重诠释，以及他性格中另一层的浪漫情致。 在香港他有忙不完的曲务，但前一阵仍每天抽空为《东方日报》写短栏，曾对中共和香港局势提出不少意见，因此出情歌专辑并不表示他全躲进温情窝里，他说，一个诚恳创作者是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的。而面对台湾熟悉他反讽时局歌曲的人来说，情歌专辑则展现了他音乐风格的多面性，他说：“其实，我也有很温柔的一面。” 二 在罗大佑谱写了《明天会更好》之后，受到台湾知识分子很大的抨击，被讥讽成国民党宣传的工具，尽管事实上罗大佑也是受害的对象，但随他长住美国和香港后，他的歌迷似乎也渐渐淡忘了罗大佑的存在。 一九八八，台湾政经、社会、文化剧动最厉害的一年，除了台语民谣及台湾歌曲大量涌现之外，国语歌曲大都仍然沉溺情爱的老圈圈里，虽然有几位年轻歌手自我标榜“媲美罗大佑”，然而，所谓的“罗大佑风格”只不过是商业的宣传口号罢了，反倒教人唤起对罗大佑的怀念。这种怀念在罗大佑自费出版了《昨日遗书》后，更加扩大了涟漪，同时象征《未来的主人翁》、《之乎者也》的“罗大佑时代”的结束。 在《昨日遗书》的后记，罗大佑宣告了“过去的罗大佑之死”：“于是他走了。撒手也好，西归而去，也对。总之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没有人看得到他。……”但是，四个月之后罗大佑的新歌专辑出版了，光是唱片标题和主打歌——《爱人同志》，就够震撼人，不仅冲出了新闻局审检的底限，也重新塑起人们对罗大佑的记忆。 而这个记忆是无法用“老罗大佑”去填补的。“老罗大佑”的歌对社会生活，现实变迁及自我情感的反省、讽喻，敏锐而深远，《现象七十二变》、《未来的主人翁》、《盲聋》、《之乎者也》等等歌曲，今天唱来仍然针砭着目前的社会实况，同样引人共鸣、慨叹。如果我们还是要一个“抗议歌手”的罗大佑，那么这样的“罗大佑”已经在《超级市民》谱写过后，结束了。 以“社会写实”或“抗议歌手”的老标签，去贴附今天的罗大佑，《爱人同志》专辑显然会令你失望。不过，假使人们对歌曲艺术有更开阔的胸襟，了解到重复自己也是一种抄袭时，细听《爱人同志》的《游戏规则》，会给你会心的微笑，也就了解“后罗大佑时代”开始了。 诚如罗大佑自己说的“音乐象肉体一样是不会撒谎的。”（《昨日遗书》）罗大佑具个人特色的音乐语言，在《爱人同志》专辑中依然鲜明，同样将易懂的白话歌词，焕发出丰富的想像空间和意念延伸；或许是常住香港的城市体验吧，《爱人同志》中已见不到抗议式的“台湾性格”，而以更广远的视野看待人类（特别是黄色人种，台湾、香港、大陆，甚至是印第安人），以及反映他所经验的城市生活，《游戏规则》、《京城夜》便是不同的典型。 要看“后罗大佑时代”的面貌，就必须先抛掉“老罗大佑时期”的意识形态，剥掉他人过去为罗大佑附加的“正义大使”的外衣，而落实到一个有一点商业、懂得内省与提炼生活感受的人间歌手上。《爱人同志》只是“后罗大佑时代”的开始，这位“MADE IN TAIWAN”的“孙悟空”到底还有多少变？就让我们等着听吧！他在《明天的太阳》中唱说：“更高的视野需要一点坚持”、“更宽的胸怀需要一点忍耐”，我们对他也应该有同样的期许和信心。 三 “罗大佑”三个字，在台湾流行歌曲界绝对不光仅代表一个歌手姓名而已，更含带一种音乐、歌曲艺术质地的高标竿；且由于过往歌中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显映，“罗大佑”这个符号被戴上诸如“音乐良心”、“抗议歌手”等等崇高光环。 但自从罗大佑出版了《爱人同志》、《闪亮的日子》、《告别的年代》情歌专辑，敏觉的歌迷、歌手和评论者几乎都在心底响出一个共同的声音：“罗大佑变了！”造型上不仅放弃墨镜、黑衫的传统形相，造型海报竟然扮起廿种身分，虽具创意，但说穿了也只不过是促销“噱头”罢了。 在歌曲创作上，趋附流俗大量应用电子合成器编曲，词义不再批判、不再抗议，而且翻唱起自己的老情歌、新情歌来。对于将罗大佑的反体制、批判性格视为流行歌手理想典型的人来说，罗大佑这几年的转变，很轻易可以察觉到上述的负面效应。 但这些负面效应却又同时具有辩证性，对另一部分人来说，罗大佑改变也可以说是摆脱知识分子的超俗假象，重返人间的平实性；而风格的转变也是一个有艺术自觉的歌手，十五年来不断向自己的模式挑战，摸索歌曲新境的结果，一个优秀的创作者若仅有一种单一的格调；且不断抄袭自己、重复自己，反倒显露他的贫薄。 这种正、负评价的辩证，其实正反映了罗大佑创作能量丰富多元。然而，“老罗”与“新罗”之间最大的差异焦点，在于“罗大佑”这个符号，在这个商品化泛滥的社会中，愈来愈浓烈的商品性格。“新罗”在商业体制的氛围难脱被再制造和再包装的命运时，如何坚执高度的创作自觉与诚恳面对创作，是九○年“新罗”与有志歌者所应该思省再三的重要课题。 （摘自《从罗大佑到崔健 ——当代流行音乐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