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罗大佑同志担任同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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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方 其实罗大佑还是开得起玩笑的。那年罗来北京和王洛宾打官司，见记者，时夫人李烈在座。我捧了个本子，小跑上前，毕恭毕敬地请李烈签名。签毕问李烈：你旁边的那位先生是谁？那位先生特正经地回答：我姓罗，罗大佑。 罗大佑那年就有点老了，跟当愤青的时候比，发际已经往头顶退缩了不少。我告诉他说我很怀念你写恋曲80、90的时候，今后还写得出来吗？罗摇摇头，坦白地说，写不出来了。后来罗大佑出了他的恋曲2000，记得当年还进入排行榜十大专辑。但编辑评论说得明白：不在于歌有多好听，而是鼓励罗大佑沉寂多年后再出专辑的壮举。说白了，安慰奖，或者叫荣誉奖。最近罗大佑在上海开个唱，其中年风采颇多报道提及，但最有趣的新闻还是，那些毕业很多年的人奔走相告：咱们把同学会安排到他的演唱会上去吧。很明显，罗的到来掀起了一阵怀旧风，而怀旧的主体，已经是现实社会的主流人群。罗大佑的歌迷，已经具备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力，“台北不是我的家”自然早已时过境迁，从愤怒的呐喊、变成追忆似水年华。一切愤怒，都会被岁月消磨。当我们重读马丁路德金博士“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看到的只是美文。同样，今天当我们再听罗大佑的时候，听到的也只是“歌曲”而已。甚至有一种格格不入之感，他的昨日的愤怒，早已被排挤到今天这个浮华世界的边缘。干脆，如果给罗大佑一个新定位，就封做中华同学会名誉会长算了，起码他的号召力，还可以推动记忆的涟漪。 这不是罗大佑的错，要说错，错在时代。罗崛起的时候，正值台湾经济起飞，可正值改革还没有跟上，在那些时代，罗大佑的作用就是给台湾抻筋骨的。他抨击城市化消灭了田园风光，抨击政审制度束缚了儿童灵性。他那愤怒的力量转化为深深的迷惘。但拒绝指出一条道路。这使他避免扮演鲍勃迪兰那样的先知角色，而宁愿成为一个行吟诗人。《现象七十二变》是体现他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在那首歌里，没有一样他看得惯的东西，堪称社会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但没有回答。愤青不屑于回答任何问题，就像罗大佑一样。但是，罗大佑拒绝回答的一切，后来台湾社会的发展几乎都替他回答了。当生活好起来，政治也改革了，还有什么必要愤怒呢？难道像议员那样打架才是愤怒吗？无 非是糟蹋愤怒的名字而已。一个消费时代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人们宁愿消费李宗盛那种半真半假的爱情，甚至消费小虎队的花骨朵，也不愿意消费任何愤怒了。本来，愤怒就不是用来消费的。80年代初，罗大佑曾因不敌侯德健的校园假清纯而远走美国，但他终有卷土重来的一天。此时，面对消费时代的挤压，他再次被迫远走香港，而且永无东山再起之日。可以说，罗大佑时代从出走香港就结束了。他还写出了《东方之珠》，有点像是写给香港的献礼歌曲，曲调之优美登峰造极，但是你已经看不见灵魂的影子。而且由于点唱者众多，最终沦落为口水歌。香港气氛的确不适合罗大佑，他仿佛永远失去了往昔的爆发力，变成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曲调上的流浪汉。 即使在大陆，罗大佑的歌也的确激励了一代人成长，那种天问式的追问，其实两岸是相通的。事实上，也正是罗大佑在台湾失势后，他在大陆却如日中天。社会发展的历程是无法超越的。我们弹着吉它唱着罗大佑的歌长大，但是也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往前走下去了，而罗大佑还留在原地。在地质学上，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地层。罗大佑完整地封存在上一个地质时期，只有在考古的时候，才被整体发掘出来。实际上，同学会也就是一个考古机构。而罗大佑上海演唱会，不过是各路考古英豪的焰火庆典。毕竟，离开他《超级市民》里唱“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已经快20年了。20年，除非在武侠小说里，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足够残酷。长到罗大佑已经有资格当中华同学会的名 誉会长了。 （原载《凤凰周刊时尚·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