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罗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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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台湾有三虫：大虫罗大佑，中虫李宗盛和小虫。5月27日的演唱会，打的似乎是罗氏牌，媒体盯住的也是罗大佑。但是同样的大师李宗盛却被忽略，他们的朋友愤怒了 文/江熙 当岁月像一块形迹可疑的抹布任人抹擦空气的脸，或被随意抛弃在无人问津的一角，那些忧伤过的人，你让他如今如何假装快乐？ 一代和另一代的全部差别其实只是在一些鸡零狗碎的细节上喋喋不休或者在偶然事故中貌似偏执地脆弱。 错以为是杜甫 罗大佑就是那些脑满肠肥的中年人在落魄的青春年代遭遇的一场典型事故。我要说他于那一代人的意义等同于谢霆锋于这一代人的意义。尽管我是那堆脑满肠肥的家伙中的一员，尽管我觉得罗大佑的歌并不总是作秀、犯酸和扮老大，尽管我和罗大佑多多少少算是熟人，并且我承认年轻时对他的东西亦了如指掌，倒唱如流。 在遥远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曾有过一段劣质吉它泛滥的时期，一代年轻人在猝不及防中遭遇了小资产阶级的初级阶段。当邓大姐在暗夜中用她月光般的小调，清凉油一样擦拭着一代人柔软的伤口，不久之后罗大佑则一袭黑衣，作知识分子之愤世嫉俗状，他力图透过流行歌曲来建立自己王朝般的文化野心，这本身就充满了悖论。前不久，在北京听台湾著名词人许常德说起他有一次遇见罗大佑，许问罗最近干什么，罗说在写一首关于5000年中国文化的歌，正要去图书馆查资料。 罗大佑的文化野心和政治情结过于浓烈。每次遇见他，他不知不觉便将话题倾斜。和崔健相比，他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太过于理性，而且总是自觉地将自己放在一个种族和时代精神代言人的立场上，可是崔健则自始至终以一个人的名义去独立思考和自由歌唱。 因此罗大佑太累。他非要在小调中寻求生命的大秩序，有时的确给人这么一种错觉，以为他做到了。许多时候罗大佑以为自己是屈原，是杜甫，但更多的时候他不过是个柳永。柳永其实也很杰出，但请你千万不要夸他有思想，这实际上等于害了他。 罗的愤怒许多时候更多出于情绪，他后来可以和高晓松之流坐在一起和网友聊天是值得理解的。高的洁癖式的清纯正好可以从罗的许多歌曲中找到熟悉的回声和源头。 游走江湖之间 和罗大佑那种对知识分子强烈的精神认同不一样，李宗盛则全然是质朴市井中的风情独白。朴实平易一如其外表，不疾不徐中对人生和情感的不经意，反而触动现代人的最后一道心灵防线，和罗那份乍痴还狂的名士风范相比，李则一直以江湖之心行走在天地之间，不事张扬，微言大义。 我和李宗盛相识并通信已有十年时间。那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但他却一直非常认真地给我回信，一笔一画，十分工整。他对我说：“我们这一类的作者，大都以生活的经验做为写作的题材，……将它们用在须要获得大众共同情绪的商业用途上。”其坦率如此，让少年的我触动甚大。而罗彼时正怀着非常大的人文渴望，去包容所谓时代的历史痕迹。 类似金庸古龙 罗大佑的音乐里充满了太多对时间的迷信和作秀。他总是企图玩弄一些敏感的时间数字游戏，将偶然视作必然，把自己的一点破心情放在一些大背景之下以便任意做大，就像雅尼之于太庙、柯受良之于黄河、陈凯歌之于秦始皇，纯粹是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时间能说明什么？不过是人类自以为可以掌握自己生命进程的幻觉。罗最热衷于此种时间炼金术，以期引起世纪末恐慌症患者的关注。 而李宗盛则还流行音乐以一个应有的商业位置，将全身心的情感体验营造在梦醒时分的空间之中，他对女人和现实世界的把握，完全超越了所谓时间的制约，从容倾诉，信步而来，丝毫没有具体时代带来的紧张。 罗大佑和李宗盛，有时有点像武侠之中的金庸和古龙。罗、金总喜欢在悲天悯人之前将自己提升到一个虚拟的人文高度，进而指点江山，吓人而已。而李、古却从不替他人代言，独步世界，以一己之情和时代推杯换盏，醉生梦死之中全然率性而为，既不以传统为包袱，亦不用文化做掩护，平凡之中见真禅。 罗、李其实都有些“经典写作”的姿态，所以现在出来的东西都不太多。时至今日，李日益松弛慵懒，罗则更为聒噪，在才情、野心和年龄的较量里左突右围，一个时代过去，怎可再来？那些随风而逝的事物，日后注定只能留下些斑驳的身影。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1.5.28） |